从1912年到1949年，民国ZF一共在大陆存在了37年，可就是这个标榜“亚洲第一民主共和”的国家，其腐败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专制的清朝。这一点，就连孙中山先生都看不过去了。他在目睹前赴后继的腐败现象之后，愤然说：“那些公仆们，把中国搞得不成样子。”
当然，作为民国ZF大部分时间的执政者，为了维护统治，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曾经“频出重拳”反腐，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收到了效果。但总体来说，民国的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1947年8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批评说：贪赃受贿和残酷镇压的政策把ZF搞得四分五裂。历史学家吴相湘则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
当时人们编造了一些歌谣，来讽刺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如：“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
蒋介石反腐为何越反越腐？我们从轰动一时的孔祥熙案中或可一瞥端倪。
1942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年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日益紧张的财政需要，国民ZF决定“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号召民众用国币购买，许诺抗战胜利后还之以美元。
由于通货膨胀，美券价格持续上涨。仅仅一年后，美券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0多倍。鉴于这种情况，时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请求停止美券销售。
就在这当儿，国库局局长吕咸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
所谓“官价”，就是原始价格的20元。此时美券市场价格已经涨到近300元，如果按照20元价格购买剩余的5000余万美券，里面就有100多亿国币的价差款。按照吕咸的办法，这笔巨款就会成为国库局“同人”的“小金库”。很明显，这是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但孔祥熙却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当然，孔祥熙的“可”字不是白写的。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折合国币近1000万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ZF秘密检举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知道后，命令对此事进行查处。不就，蒋介石就发现孔祥熙在此案中有重大嫌疑。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
孔祥熙是何许人？他妻子叫宋霭龄，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姐姐。宋美龄又是蒋介石的妻子。换句话说，孔祥熙与蒋介石是连襟，一家人。反腐反到家人头上了，蒋介石当然“苦痛极矣”。
怎么办呢？1945年7月13日，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意在保护他。没料到孔祥熙不领情，居然否认此事。蒋介石不得不直接出示相关证据，并“严正申戒”。孔祥熙才默认。
看样子，蒋介石对这个连襟真心失望了。当晚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
虽然如此，蒋介石仍然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7月24日，他发表命令，准许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并在命令中要孔祥熙自行处理国库局局长吕咸等涉案人员。8月17日，蒋介石把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和陈其采约来商谈该案的处理办法。谈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这三人对蒋介石的意图倒是揣摩到了。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介石递交书面报告，声称此案“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都是非常轻描淡写的提法。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没有给出新的指示。一场曾经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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