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
针对屡见报端的“史上最高气温”、“有史以来最热的世纪”,葛剑雄教授提出质疑:“有气象记录以来”和“有史以来”是两个概念,混淆不得。事实上,人类对气候资料知之甚少:全球最古老的气候观测站,没有一个超过200岁;具有160年历史的气候观测站仅有50个,90%集中在西欧。而气候变化的周期往往超过200年,且往往发生在无人区域或海洋,现有数据不足以成为精确的评估指标。“所谓的全球气候变暖,只代表近阶段的现实,但不是唯一的可能。”
我国近5000年来,共经历了四个温暖期:即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初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期,隋唐到北宋初期,南宋中期到元朝中期。现有温室气体理论无法对此解释,关于气候变化的原因、规律、周期及其影响,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出土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多次出现“象”字,并有古人猎象的记载。当时的象是野生的,能在自然环境过冬,活动范围在黄河以北,远远超过今天亚洲象的生存北界。于是,学者们据此推测,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温度较现在高2℃至3℃,比科学家如今预测的“未来气候变暖”还要暖一点。可是,商朝人口不超过1000万,没有任何现代工业,排放也肯定比现在少得多。到底是气候更暖了,还是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提高了?
中国贡献 物候学推测古代气候
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种种描述中,大量证据来自上世纪以来的西方,如阿尔卑斯山雪线变化、南极冰盖的消融等等。其实,我国得天独厚的历史文献资源,能将气候变化的时间刻度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
比如,上海出土的植物孢子“道破”了3000多年前的气候“秘密”:当时的上海曾覆盖着茂密的阔叶植物,比现在更温暖。考古遗址中的动物骨骸、春秋战国时竹子的分布、西汉时柑橘等植物的北界,都能说明类似的问题。“实际上,历史时期的极端气温都超过当代。”
在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教授的倡导下,研究人员还用现代物候学的方法,透过史料研究气候。“我们已经找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气候史料,从史书、文学作品到私人日记。零散在各处的记载,汇总起来,关于元朝以前的便做了20000多张卡片。”比如,某人在日记中实录,今天大雨。某篇诗词中感怀,某月某日初雪。游记中提到,几月初几,梅花刚开。以现代物候为参照系,学者们都可以根据这些记载推测古代的气候。“但问题是,往往很难在一个地点找到延续性的史料。史料中的记载也很不精确,说到了热,但不会记下具体温度。”
公众应对 强调人为因素没坏处
“近年来较多注意人类活动的影响,但对自然规律的探索还缺乏实质性的进展。”葛剑雄觉得,从教育公众的角度而言,强调人为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有利无害。“导致气候变暖的根本原因尚难肯定,但我认为,即使气候变暖成为事实,也不等于注定人类要倒退或毁灭。人类应尽最大努力,消除不利因素。既然不能控制自然,只能控制自己。”
控制自身欲望,注重精神生活,成为葛剑雄推崇的、最简便易行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个人法则”。没有物质欲望,社会无法进步;但过度的物质文明伴随着无限的欲望,也会带来灾难。他提醒说,人类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如果用来吃喝玩乐,等于是在加重环境负担,加速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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