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到1949年,民国ZF一共在大陆存在了37年,可就是这个标榜“亚洲第一民主共和”的国家,其腐败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封建专制的清朝。这一点,就连孙中山先生都看不过去了。他在目睹前赴后继的腐败现象之后,愤然说:“那些公仆们,把中国搞得不成样子。” 当然,作为民国ZF大部分时间的执政者,为了维护统治,提高行政效率,蒋介石曾经“频出重拳”反腐,也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收到了效果。但总体来说,民国的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1947年8月2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批评说:贪赃受贿和残酷镇压的政策把ZF搞得四分五裂。历史学家吴相湘则在《孙逸仙先生传》一书中评论说:“南京时代官僚腐化比较北洋时代有过之无不及。” 当时人们编造了一些歌谣,来讽刺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如:“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做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 蒋介石反腐为何越反越腐?我们从轰动一时的孔祥熙案中或可一瞥端倪。 1942年,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第五个年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面对日益紧张的财政需要,国民ZF决定“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号召民众用国币购买,许诺抗战胜利后还之以美元。 由于通货膨胀,美券价格持续上涨。仅仅一年后,美券的价格已经上涨了10多倍。鉴于这种情况,时为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致函蒋介石,请求停止美券销售。 就在这当儿,国库局局长吕咸看到了发财的机会。他于1944年1月命债券科科长熊国清代拟了一个签呈,中称:“查该项美券销售余额,为数不贷,拟请特准所属职员,按照官价购进,用副国家吸收游资原旨,并以调剂同人战时生活。” 所谓“官价”,就是原始价格的20元。此时美券市场价格已经涨到近300元,如果按照20元价格购买剩余的5000余万美券,里面就有100多亿国币的价差款。按照吕咸的办法,这笔巨款就会成为国库局“同人”的“小金库”。很明显,这是一个损公肥私的签呈。但孔祥熙却批了一个“可”字,并且加盖了“中央银行总裁”的官章。 当然,孔祥熙的“可”字不是白写的。吕咸取得合法手续后,于1944年2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债券350万元,折合国币近1000万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1945年春,国库局的几个知情年轻人开始向重庆国民ZF秘密检举中央银行美金公债舞弊案。蒋介石知道后,命令对此事进行查处。不就,蒋介石就发现孔祥熙在此案中有重大嫌疑。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苦痛极矣”。 孔祥熙是何许人?他妻子叫宋霭龄,是宋庆龄和宋美龄的姐姐。宋美龄又是蒋介石的妻子。换句话说,孔祥熙与蒋介石是连襟,一家人。反腐反到家人头上了,蒋介石当然“苦痛极矣”。 怎么办呢?1945年7月13日,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将此案调查经过、事实、人证、物证一一告诉他,“嘱其好自为之”,意在保护他。没料到孔祥熙不领情,居然否认此事。蒋介石不得不直接出示相关证据,并“严正申戒”。孔祥熙才默认。 看样子,蒋介石对这个连襟真心失望了。当晚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余以如此精诚待彼,为其负责补救,而彼仍一意狡赖,可耻之至!” 虽然如此,蒋介石仍然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策略。7月24日,他发表命令,准许孔祥熙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并在命令中要孔祥熙自行处理国库局局长吕咸等涉案人员。8月17日,蒋介石把司法部部长谢冠生、俞鸿钧和陈其采约来商谈该案的处理办法。谈了什么,我们无从知晓,这三人对蒋介石的意图倒是揣摩到了。8月26日,陈、俞二人向蒋介石递交书面报告,声称此案“未按通常手续办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都是非常轻描淡写的提法。 蒋介石接到报告后,没有给出新的指示。一场曾经轰动一时的舞弊案件就此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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