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有句话叫“君子务本”,就是人凡事要致力于根本,才能真正做成大事。勤政爱民的唐太宗,治国安邦也讲究“务本”。在他看来,国家以百姓为本,百姓以衣食为本,因此,督促和鼓励农业发展一直是太宗所有政务的重中之重。 他曾和大臣对论,重视农事的关键在于不违背农时。如果国家连年征战,大兴土木,皇帝役使百姓又想不占用农时,怎么可能做到?大臣王珪也认为,历朝历代的衰落,大多因为皇帝没有合理地安定百姓。刚建立的唐朝百废待兴,却保留了隋朝遗留的弊病,需要皇帝善始善终,巩固国本。 太宗非常赞同,安定百姓和国家,关键就在于皇帝。他说:“皇帝能让百姓休养生息,百姓就能安居乐业;皇帝只顾满足私欲,百姓就会陷入痛苦之中。这也是我不敢任情纵欲,不断告诫自己的原因啊!” 的确,在整个贞观时期,太宗身上多次发生重视农事、爱民如子的感人故事。贞观二年(628年),京城旱情严重,蝗虫成灾。忧心百姓的太宗走出宫门,来到田野中察看庄稼。他见蝗虫猖獗,就捡起几只喝斥它们:“百姓把稻谷视为生命,你们却把它们都吃了,你是在危害百姓啊!” 为了杜绝蝗灾,太宗像对人说话一样告诉蝗虫:“如果说百姓有罪过,那么责任也只在皇帝。如果你真的有灵性,就啃噬我的心脏吧,不要再害百姓了。”说完,他就把蝗虫吞下。随行的臣子们大惊失色,担心太宗患病,纷纷制止。太宗却镇定地说:“我只希望把灾祸转移到我身上,还怕什么疾病呢?”果然,天子的诚心感动上天,蝗灾很快结束。 三年后,到了为太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刻。按照阴阳家的推算,初春二月是吉时,主事大臣请求太宗在二月举行典礼,并增加仪仗规模。太宗认为,二月正是春耕的关键时刻,举行典礼将妨碍农事。说到时辰的吉凶,太宗更是不以为然,“阴阳学有禁忌,我却不理会那一套。如果做事不顾天理道义,只追求所谓的吉时,怎么可能求得上天的福佑?” 在太宗看来,农事是关乎百姓生存的大事,绝对不能耽误片刻。因而他敢于打破阴阳理论,坚持将太子的典礼推迟到十月。 衣食无忧只是让百姓解决温饱问题,太宗常常希望赏赐天下子民,让他们过着富裕尊贵的生活。天下人真能如太宗所愿而大富大贵吗?贞观十六年(642年),太宗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他说,皇帝是百姓的衣食父母,只要皇帝清心寡欲,不追求奢侈浮华的享受,就能造福于民。因而,太宗努力减少赋役,不去占用农耕时间,这样百姓就能顺应天时,粮食也能丰收,这就是让百姓富裕;他还在民间重视教化,倡导礼仪谦让的风气,这样年轻人尊敬长者,妻子尊敬丈夫,这就是让百姓尊贵。 太宗一心为民,说到此,他无比憧憬地说:“如果天下真的变成这样,我即使不听音乐、不打猎,也乐在其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