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捞瓷价值几何？

王子

华光礁一号沉船遗址发掘现场

近日，媒体披露位于广东海陵岛的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在水下沉睡800多年的南宋商船“南海一号”，经过淤泥清理后已进入沉船内部发掘和文物提取阶段。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南海一号”的考古团队透露，自2013年11月“南海一号”保护发掘项目正式启动至今，已出土小件器物瓷器标本623件，金器107件，漆木器11件，铜钱5000余枚，残损标本2100多件，另有少量动植物残骸。

“南海一号”运载最多的是瓷器，现出水数千件汇集德化窑、磁灶窑、景德镇、龙泉窑等宋代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品种超过30种，多数可定为国家一级、二级文物。

那么，海捞瓷到底价值几何？

“海捞瓷”修复需分外小心，由于长期浸泡水中，釉质极易刮伤。

“海捞瓷”并不昂贵，重要的是它的历史和文化价值。通过对沉船与以瓷器为代表的船货考古研究，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当时文化贸易等情况，还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更好地复原历史原貌。

上世纪80年代，英国人麦克•哈彻将发现于南中国海的一条清代沉船上的2万余件中国瓷器在阿姆斯特丹拍卖，直接获利8000余万法郎。此人可说是将“海捞瓷”推向市场的始作俑者。

此后跟随者众，“海捞瓷”的价值与影响与日俱增。“德兴”号近30余万件清代漳州窑瓷器在德国法兰克福被拍卖，继之又有发现于越南、泰国等地的沉船文物被陆续拍卖。

这一现象目前也已蔓延到中国大陆,2005年秋季中国嘉德艺术品拍卖公司秋季拍会上,214件“海捞瓷”拍品，成交197件，成交率达92.05%，总成交额达272.7万,而拍前的预估价仅为100万元左右。显然拍卖成交结果大大出人意料,而各方对“海捞瓷”及明清外销瓷的热情也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福建碗礁遗址出水的龙纹青花折沿盘


发现于万历沉船上的青花军持，军持是专为阿拉伯人烧制的盥洗用具。

历史上中国的丝绸、纸张、瓷器、铁器等一直是向海外诸国输出的大宗物品。但由于海水环境的因素，丝绸、纸张等有机类物质很难保存。铁器等金属物品亦会严重锈蚀，只有瓷器可以长期不受侵蚀，所以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沉船物品当中，基本是以瓷器为主的。

目前我们看到的出水瓷器大体上可以按照保存状况分为新旧两种。

所谓旧，是指这些器物本身的釉面已经受到严重磨损，器体上（特别是露胎部位）多粘有贝壳、珊瑚等杂质。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沉船所处位置多属沙石质海底，这种地质结构的海底一般比较坚硬致密，遇难船只的船体结构直接接触到海床导致破碎。

由于古代船舶的肋骨、舭骨、隔板等构件大多是由不同形状的铁钉以及粘合物连接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失去作用，今天我们如果从上方俯视的话，看到的是一个以龙骨为中心的正投影平面散落摊开的解体船型。作为船货之一的瓷器，一部分在沉没过程中倾倒到船外，直接散落在海床上面，而遗留在船体内的瓷器随包装材料的分解也会直接暴露在海水当中。这种情况在地中海、阿拉伯海等海域尤为常见，我国的南海西沙、南沙海域等亦属此类情况。

由于潮汐作用，裸露的瓷器每天要受到两次高潮、低潮的海水冲击，器物与海沙不断摩擦，造成釉面完全失去光泽，触摸时手感非常粗糙。

景德镇青白釉菊瓣纹碗


福建碗礁遗址出水的牡丹花卉纹十六开光青花盘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沉船被掩埋在深厚的海泥之下。

仔细考察我国的沿海地理，可以发现从北到南依次有辽河、海河、淮河、黄河、长江、钱塘江、闽江、珠江等大江大河注入，这些内陆河流带来大量的泥沙入海，不仅造成海水的混浊，同时在大陆架上形成厚厚的泥土层。船只沉没坐底后，海底淤泥的向下吸力与船体自身重量共同作用，通常会将船体掩盖在海底平面以下数米，直至接触到致密的泥沙层才会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瓷器运输时一般有木箱、竹筐甚至缸、瓮等大件陶瓷品作为外包装。由于船体“软着陆”，与前者直接散落海床表面不同，瓷器包装不会散落，因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比如广东台山“南海一号”宋代沉船、福建平潭碗礁清代沉船和韩国发现的木浦新安宋代沉船等。

这些带有包装物、被埋入海泥中的瓷器，实际上处于一种隔绝封闭状态，所以出水后灿然如新，令人难以置信已有数百年的历史。这类器物在当时生产后直接装船，没有任何使用过的痕迹，釉面亦无丝毫磨损，给人的感觉仿佛是刚出炉的制品。

景德镇白釉茶具

检视国内外历年来水下考古调查与打捞活动的结果，我们发现无论是唐代的“黑石”沉船，还是宋代的华光礁沉船、“南海一号”沉船、韩国新安沉船，抑或是更晚的明清万历沉船、德兴沉船，均未有官窑产品的踪影。除去少量品质相对较好的景德镇青白釉器物外，“海捞瓷”绝大多数产自浙江、福建、广东的各民间窑场。这一现象与在东南亚各地陆上发现的瓷器类似，大量是品质粗糙的华南日用瓷，这是什么原因呢？

除去更早些的所谓秘色瓷，至迟从1000余年前的宋代开始，中国封建ZF已经建立起了完备的用瓷制度，官府与民间用瓷有着严格的区别，如同舆服、颜色、建筑等所代表的封建等级制度一样，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顺带说一句，即使今天被热炒的元青花，在元代也远非元廷的御用瓷器，更有可能是为伊斯兰地区生产的一个特殊品种。

由于官府控制了最优良的生产原料、最优秀的工匠，可以不计成本地追求最佳产品，而这些代表了中国制瓷业最高水准的瓷器，除去少量的赏赐礼品，是不可能进入流通领域的，更不可能被交易到国外。因此，期待在水下沉船中发现官窑器物是不现实的。

我们看到的从海中打捞出水的宋元时期瓷器，绝大部分是输往东亚、东南亚，最远可到达今天的阿拉伯与东非地区。相较而言，阿拉伯地区对瓷器的品质要求更高一些，毕竟以珠宝生意著称的波斯更加富有。

同时期的南亚、东南亚诸国（部落）经济水平低下，进口瓷器或为解决日用民生，或为宗教活动所用，无力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高水准瓷器。华南沿海大量存在的民窑比同时期的景德镇窑场更适应南亚、东南亚市场的需求。公元13世纪的宋末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鼎盛时期，丝绸、陶瓷是出口的主要产品，而与昂贵、稀少的丝织品相比，大宗陶瓷无疑更具输出价值。已故的冯先铭先生曾经指出：“元以前，亚洲各国还没有瓷器，中国的瓷器是独一无二的。”

龙泉窑荷叶盖罐

15、16世纪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海上运输为其霸占，他们开始在景德镇大量定制各类符合其审美情趣与生活习惯的器皿，这一类销往欧洲的瓷器构成了中国外销瓷器的主流，品质也比较精良。

以福建闽南沿海各民间窑场为代表的华南沿海瓷器产业，在面向日本、朝鲜等东亚市场以及东南亚的外销之外，也加入进来。

这些窑场出于生存与获取利润之需，对产品的产量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销售对象也是普通民用市场，这一点同追求典雅、华贵的景德镇青花瓷有着显著的不同。它们的产品虽然多以景德镇现成品种为蓝本，但由于瓷土、釉料、窑业技术等方面的差别，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急就、随意的风格。

早在1954年出版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作者德尔克就曾经以惊讶的口吻介绍说，在17世纪约80年的时间内，除去阿拉伯人、英国人以及葡萄牙人经手的货物与出口到日本等东亚地区的中国产品之外，仅中国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输出的陶瓷制品数量就高达1600万件以上。即使如此，平均到每一年，出口的数量也不过20万件，而这个数字只是中国输出瓷器中的很小的一部分。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金腰带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宋代青白釉六楞执壶

从事这种贸易显然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尽管历代中国ZF均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管理轨道，但民间私营海外贸易的发展是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阻挡。

计算海外出口贸易利润涉及到生产地的成本、运输费用与销售地的售价等诸多因素。18世纪东印度公司的“鞑靼”号船长托马斯•福雷斯特曾记有一份记录该船运输货物及成本和最终获利的详细清单。该船的起点是福建厦门，终点是苏禄（今菲律宾南部）。从这份清单中我们不难看出，瓷器出口的利润在所有的货物中是最高的，甚至达到了百分之百。倘若再将回航携带的南洋土特产利润计算在内，从事跨越南海航线的贸易获利之大可想而知。

英国航海家亨特称，赴南洋苏禄贸易的中国商船，每三艘中只要有一艘平安返回中国即可保本。18世纪时，中国瓷器已经大量行销于世界各地，如果将时间上推一两百年，销售外销瓷器所获取的利润至少不会低于这一数字。发现于西沙北礁数量庞大的明代福建漳州窑瓷器、华光礁南宋瓷器以及永乐环礁各水下地点的种类丰富的瓷器，既是古代各时期从事这种可带来巨额利润贸易所遗留的历史痕迹。

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宋代铜镀金带饰

从海底打捞出的瓷器中还经常会见到一些我们以往不常见的器型，如“南海一号”所出的青白釉叶蔓纹碗、盘以及许多明显仿金银器的折沿盘；西沙华光礁出水的钵形器、仰莲装饰炉等，就目前已知的陆地田野发掘与传世品都未见到类似的品种，这应是为海外市场专门定制的品种。

如今的“海捞瓷”市场似乎十分火爆，几乎每一次沉船文物的拍卖都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动辄百万、千万计的价格带给人巨大的刺激，但是人们往往忽视掉沉船文物的特殊性质。作为一种运输方式，利用船舶水上航行运输具有量大、安全、便利且价格低廉等很多优势，实际上，历次拍卖成交的巨大金额是建立在船货的庞大数量基础之上的。

福建民窑青釉碗

中国古代的船舶素以体型巨大而著称，这一点在我们工作过的“南海一号”、华光礁、碗礁沉船中都可以得到印证，过往资料显示，即使是一条不满百吨的短途小型航船也可装载万件以上的器物。如果将金额数量均摊，就会发现其实它们的单件市场价值并不高，通常仅在千百元之间，以曾在德国拍卖的“泰兴号”为例，许多器物的单件成交价不过10欧元左右。

因此，实际上“海捞瓷”除了并不昂贵的金钱价值外，更重要的还是历史和文化价值。通过对沉船与以瓷器为代表的船货考古研究，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当时文化贸易等情况，还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更好地复原历史原貌。

考古人员整理出水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