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威慑力

雷暴

　　刑事犯罪高发怎么办？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的威慑力？近日，列席广东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陈伟才建议：引进新加坡的“鞭刑”。（1月30日《南方都市报》）
　　陈伟才的建议甫出，便引发公众热议。对此建议，不少民众皆持“无条件反对”意见，认为增设野蛮的鞭刑是在“开历史倒车”，是践踏尊严人权与野蛮粗暴的手段，与法治文明、保护人权的要求相悖逆。但也有民众人对此建议表示“有条件”支持，认为对于那些贪官酷吏，不鞭不行。
　　对于民众“适用于贪官酷吏”的“有条件支持”，很显然，这是对贪腐深恶痛绝语境下的非理性情绪表达。在很多关于反腐的讨论中，甚至都不难看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暴戾表达。因此，这种非理性的声音，并不能成为“鞭刑入法”的参考意见。

　　法治需要的并非简单的打屁股式的惩戒，而是在于建立秩序维护的机制。等到真正需要实施惩戒的时候，说明不幸或者伤害已经发生。或者可以这么说，法治的意义，是提前在民众心中设立一杆行为标尺，而不是事后为犯错的人们时候伺候予大刑。
　　文明的社会，总是尽最大的可能保护人权和捍卫尊严，这也恰恰是法治的核心价值所在。而刑罚的设置，实际上属于一种不得已的恶。为什么提倡死刑等剥夺人生命的刑罚要慎用，目的便是警惕和预防这种“不得已的恶”被扩张和滥用。
　　而要防止这种“不得已”的恶被加重，除了约束已有的刑罚手段，更需避免更多的刑罚手段尤其是酷刑进入法律。陈伟才建议“鞭刑”这种野蛮而残酷的肉刑入法，无疑是让这种“不得已的恶”再添罪孽。至于效法新加坡等国家的理由，显然是经不起驳斥的。虽然新加坡在制度、司法上具有具有先进性，但如此侵犯人权、践踏尊严的“鞭刑”，是落后和野蛮的。既然是落后与野蛮的刑罚手段，又有何借鉴的意义？在废除死刑已成世界潮流、且在国内引发激烈辩论的情境下，陈代表“鞭刑入法”的建议，未免有些讽刺。反对酷刑，人权所依，也是文明所需。
　　法治建设，不能迷信手段，更不能滥设、滥用刑罚这种“不得已的恶”。刑事犯罪率高怎么办？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的威慑力？当然需要司法机关在预防犯罪上多下工夫，只有提前干预和介入，才能尽可能避免的发生。如果只是依赖和迷信惩戒手段，司法职能机构只懂得“处理后事”，即便刑罚再严苛残酷，也恐怕难以换来长治久安。结果的正义，之于犯罪，对社会而言，是种残酷的正义；负面的教训，前提也是支付沉重代价所获取。只有加强防范、提前干预，方能让个体与社会双双收益。
　　鞭刑入法的建议，缺乏对人权和尊严的考量；对刑罚手段的迷信，误解了法治的价值和归依。让鞭刑入法，无疑将加重刑罚这种“不得已的恶”，加大了人权失陷的可能。鉴于对刑罚是种“不得已的恶”的认知，为了不增添法治中的“不得已”，基于人权保障，无条件反对“鞭刑”等酷刑入法应该成为社会共识。并且，除了反对增设酷刑，对于已有的死刑等极刑的废除，也应早日提上议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