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晏殊词：诗人何必命终穷

王子

踏莎行晏殊
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
日高深院静无人，时时海燕双飞去。
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
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
诗人何必命终穷，节物移人语自工。
细草愁烟花怯露，金风叶叶坠梧桐。
一般说来，在中国文学之传统中，常流行有一种“文章憎命达”及“诗穷而后工”的观念，早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就曾经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话。此种说法原有相当之真实性。我在《〈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一文中（见《迦陵论词丛稿》），便曾谈到“由外物而引发一种内心情志上的感动作用，在中国说诗的传统中，一向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基本要素”。至于可以引起内心之感动的外物，则大约可以分为两种来源，其中之一种即为人事方面的感动。
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的：“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生活上所遭遇的挫伤忧患，常可以使诗人在心灵中受到一种感发刺激，因而写出深挚动人的诗篇，这其间自然有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在，所以“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论。而如果持这种观念来衡量晏殊之词，则晏殊之富贵显达之身世，却既不能满足读者对诗人之“穷”的预期，也不能使读者因诗人之“穷”而获致一种刺激和同情的快感。因此一般读者对于晏殊之词都往往不甚予以重视。
然而晏殊的词作中，却实在极富于诗歌感发的质素。盖以诗人自外物所获得的感发，除去源于人事界者以外，原来还可以有源于自然界的一种感发。钟嵘的《诗品序》，对此更是在一开端便有所叙及，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后又引申其义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而早在钟嵘《诗品》以前，陆机之《文赋》便亦曾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之言。可见对于一个真正具有灵心锐感的诗人，纵使没有人事上困穷不幸之遭遇的刺激，而当四时节序推移之际，便也自然可以引起内心中一种鲜锐的感动，而写出富于诗意之感发的优美的诗篇。
而晏殊便正是禀赋有此种资质的一位出色的诗人。如其《踏莎行》词之“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及“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等句，便都写的是对自然界景色节物的敏锐而纤细的感受，而此种敏感往往又可以触引起诗人一种深蕴的柔情，故前一首之后半阕，便写有“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之语，而后一首在后面也曾写有“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之语，都表现了由锐感所触引起的一种缠绵深蕴的柔情。再如其《清平乐》词：“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栏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则较之前二词所透露之感情更少，几乎全首都是写对于节物气候的锐感，仅在结尾一句之“银屏昨夜微寒”的叙写中，隐约表现出一种凄寒怅惘之情而已。
像这一类词，既没有悲慨奋发的内容，也没有激言烈响的气势，所以很不容易获得一般读者的赏爱，然而这一点凄寒怅惘之情却实在具有使人心动的感发。古人有云，“哀莫大于心死”，能引发读者一种多情锐感的诗心，这正是晏殊这一类词的可贵之处，颇近于王国维所谓“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境”的境界。因为善感的诗心，才是一切好诗的基本根源之所在。而晏殊则正是把这种诗感表现得极为敏锐精微的一位作者，这是我们在欣赏晏殊词之时，所最不当加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