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日本只有AV——日本60年代摄影之转向（上）

王子

东京都摄影博物馆曾经举办过一个名为“60年代日本摄影的创新”的展览，以此探索60年代日本摄影关键时期的重要性。展览的时间是在1991年。

摄影是在1850年代传入日本的，到了20和30年代现代摄影开始成形。作为对摄影的觉醒，摄影家从不同的方面探索了摄影的可能性，包括画意摄影，新摄影，先锋摄影以及新闻摄影，从而对战后的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战前创建的摄影因为独特的社会状态向战后摄影转向，尤其是在60年代，许多摄影家创建了自身独特的世界，基于他们个性化的目光。而展览正是围绕这样的一种转折展开的，将日本摄影的转向分为三个部分：超现实，回归主题，以及朝向纯粹的摄影。

对于日本摄影来说，1945年也许就是一个公认的分水岭，因为这是根据战前和战后来区分的。以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道界线，沿用的实际上是一般历史的分类，包括一般的艺术史的分类也是如此。因为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日本的日常生活自然进入了转折点，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层面。

然而如果我们放在更大的视野和观察日本摄影的走向，尤其是一种真正具有个性化发展的空间的呈现，那么可以明显地发现，60年代的日本摄影才是真正走向现代的标志。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摄影家已经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呈现出多样化的个性化空间，而非先前的盲目和被动。

战后摄影的苏醒，主要源于报刊杂志的新闻摄影，从战时的压抑中挣脱出来，出现了扮演重要角色的新闻摄影家林忠彦（hayashi Tadahiko），还有福田胜治（fukuda Katsuji）以及真继不二夫（matsugi Fujio）等大大提升了女性拍摄的高度。进入50年代，由土门拳（domon Ken）和木村伊兵卫（kimura Ihee）等人推动了现实主义摄影运动的发展。到了50年代后期，德国的主观主义摄影进入了日本，对先锋摄影的传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1957年题为“十人的眼光”的展览中，东松照明（tomatsu Shomei）、奈良原一高（narahara Ikko）、川田喜久治（kawada Kikuji）（上面三图）以及细江英公（hosoe Eikoh）（下图）等人的联手，将战后摄影推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

有意思的是，“十人的眼光”展览是由林忠彦所策划的，其中包括了战前和战后的摄影家阵容，所以他为邀请展这样写道：“摄影的世界在这一点上发生了重要的转折，我们必须对未来有更多的思考……这也是这些摄影家之间的尊重才一起构成了这次展览。”尽管参展者不是在一个水准上，但是同样都是为了对摄影新的探索而存在。或者说，就是在恢复传统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发现，不至于在中间留下裂痕，不要让在战前和战争中所存在的最本质的东西消失。所以从这样的角度观看60年代摄影的真正转向，也就显得水到渠成了。

其实在“十人的眼光”展览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奈良原一高就已经有一个个展“人类的土地”，以个人的纪实目光，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然而展览并没有受到关注，或者说被认为超出了摄影应有的范畴。但是随着东松照明、细江英公等摄影家的崛起，摄影的多元化终于得到了人们的认同。还有就是曾经就读于芝加哥设计学院的石元泰博（ishimoto Yasuhiro）将美国摄影的传统带入了日本，并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十人的眼光”展览持续了三届，当然成员也有所变化。在第三届之后的1959年，一些更为紧密的摄影家组成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组织“VIVO”（来自世界语，意指“生活”）。他们以其自己的努力在1959年到1961年其间努力将日本摄影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准。

1961年，川田喜久治举办了个展“地图”，并且一直在拍摄相关的主题，直至1965年出版印行。他的作品通过娴熟的技巧以大量象征性的符号展现了战后日本的视觉魅力，带有些许讽刺的意味，比一般的拍摄更有深厚的渗透力。

细江英公的“男人和女人”展出于1960年 ，以色情的意味构成了对现实的挑战，创造了一种具有生命活力的影像，进入人类潜在的栩栩如生的性世界。随后他的“蔷薇刑”出现在1962年，以三岛由纪夫为拍摄对象。这些画面具有风格怪异的特征，将小说家的身体和其他的对象构成了蒙太奇的空间。“蔷薇刑”由此构成了摄影表达空间的一个新的高度。

佐藤明（sato Akira）的“独眼巨人”（上面三图）和今井寿惠（imai Hisae）的“奥菲莉亚之后”（再前面二图），尽管和“十人的眼光”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在60年代的展出依然以其对人类生存状态锐利的穿透目光，加上华丽的视觉构成引起关注。